“国家需要我，我去”有人问他：“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他回答：“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
彭桓武（1915-2007），湖北麻城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理论物理学、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理论奠基人之一。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彭桓武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开启了红旗下的科研和育人生涯。多年以后，有人问彭桓武：“当年您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多次盛赞这名得意门生：“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
1931年9月，16岁的彭桓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一起被誉为“清华四杰”。1935年夏，彭桓武考上了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的研究生。“卢沟桥事变”后，他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就南下云南大学任教。
1938年，彭桓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投师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世界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门下。玻恩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着30多年的友谊，而彭桓武是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多次盛赞这名得意门生：“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1940年，彭桓武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
1941年，彭桓武决定回国。当时的欧洲笼罩在战争风云下，直通亚洲的水路被封锁，他计划从大西洋经美国过太平洋回国，甚至还学习游泳以备在大西洋中自救。但签证申请表中众多的条款对弱国所显现出的鄙视和侮辱，让他毅然拒绝签字，因此回国受阻。
同年，经玻恩推荐，彭桓武前往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
不久，他帮助量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海特勒进行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并于1941年至1943年间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以三人姓氏開头字母命名的HHP理论，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颁布和空间分布。1945年，他与玻恩合作，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同年夏，他获得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彭桓武打算经欧洲大陆穿越西伯利亚回国。不久英苏关系瓦解，回国梦又一次破灭。1947年，他终于克服重重困难，登上一艘由伦敦到香港的运兵船回国。
1947年底，在英国留学9年的彭桓武回到祖国。数十年后，有记者问彭桓武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应该问的是一些人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归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而不回国报效国家，才需要说说为什么不回来！”此中真意，正如彭桓武的学生周光召所说：“彭先生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颗赤子之心。”
1948年，在薛定谔和海特勒的强烈推荐下，彭桓武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这一消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才知晓。
“总得有人来干这项工作，国家需要我，我去”
1949年的中国，改天换地，在磨难与动荡中生存的科学家，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刻。
一天，钱三强找到彭桓武，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准备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就能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
“建立我们自己的物理研究所！这一回，咱们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彭桓武兴奋极了，他感到自己终于可以施展抱负了。
钱三强与彭桓武是清华大学只差一级的校友，1939年结识于欧洲。彭桓武1947年回国前曾去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二人约定待钱三强回国后“一块儿好好干”。
近代物理所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开展工作，钱三强动员所里科学家去废品站捡一些可用作研究的零件。彭桓武积极响应号召，有一次在天桥废品站寻找废品，竟被公安人员怀疑为小偷或者破坏分子而带到派出所盘问。
就这样，在战火的废墟之上，一个现代化的国立研究所建立了。1952年4月，彭桓武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而后又历任二机部九所副所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1961年4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彭桓武说：“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强尖端项目的攻关，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有困难吗？”彭桓武回答：“没有。”钱三强又说：“这些年，你本可以在你熟悉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可是……”彭桓武打断钱三强的话，说：“三强，总得有人来干这项工作，国家需要我，我去。”
走进核武器研究所，彭桓武才知道王淦昌也调来了，同期报到的还有郭永怀。他们三人与前期到这里开展工作的朱光亚被中央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
当时，正值原子弹设计的探索阶段，唯一可参考的资料就是一个苏联专家口头讲述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作为核武器理论设计的领头人，彭桓武面临着选择：他可以把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当成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设计，照抄苏联人给的模型交上去，爆炸成功了就算交差;他亦可以将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当成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来做，彻底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原理、物理规律。作为具有极高学术造诣和科学精神的物理学家，彭桓武选择了后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九所的科研工作，就是在彭桓武这样的学术思想指导下起步的。
彭桓武把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分成若干重要方面，自己又计算又推导方程，然后给年轻人讲课。他运用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进行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了重要作用。之后，他又亲自领导，精心组织，经过反复论证，引导原子弹理论设计从迷雾中走了出来。1962年9月，原子弹理论方案终于诞生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一片欢腾。望着光芒四射、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彭桓武眼底酸涩。
当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之后，彭桓武又率领他的队伍攻向新的课题——氢弹。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不可比拟的。有人形象地比喻道：原子弹只是氢弹的火柴头。而通向氢弹的道路更是充满了荆棘。
在彭桓武、朱光亚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彭桓武安排理论部的三位副主任分别带队，展开多路探索。一番苦干之后，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一个个秘密被揭开，新的理论方案诞生了，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彭桓武等科学家不断钻研创新的推动下，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1947年回国后，曾相继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培养了周光召、黄祖洽等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
完成核武器理论研制后，彭桓武认为已经完成中国年轻一代核物理工作者的培养任务和使命，便主动申请回到理论物理研究工作。
1972年，他回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
1978年中国科学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成立后，彭桓武担任所长。在理论物理所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之后，彭桓武向中科院递交了辞呈。这是他在建所之初就许下的约定：理论物理所所长“轮流坐庄”，废除终身制，任期为两年。
卸任后，彭桓武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凝聚态物理上，倡议并推动成立了统计物理与凝聚态理论学术小组。两年后，彭桓武再次主动“下岗”，把组长的位置让给了别人。
“不断地开辟新的方向，坚持在科研第一线工作，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同时为了加强我国的理论物理，不惜花费精力进行了许多组织和研究工作，而在工作有了基础后，总是悄然引退，把领导职务逐个地移交给更年轻的科学家。”中科院院士黄祖洽说：“这就是彭桓武先生献身集体科学事业的一贯作风。”
1984年，以彭桓武为首的10位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可当九所的同志把奖章送去时，彭桓武坚决谢绝，并且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他请人把奖章放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随即，他提笔写下了14个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此后每当有人提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贡献，或者媒体采访时，他都会正色道，“都是大家干出来的”。
与彭桓武订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彭桓武眼中，永远都没有个人名利，只有国家与集体。1995年，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将科技成就奖颁给了彭桓武，奖金100万元港币。他把全部奖金赠给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发、身体受过伤害或生活困难的默默无闻的30多位同事。
“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
彭桓武晚年的生活越过越简单，他不断辞去各种职务、奖励、荣誉和头衔。他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到楼下看别人下棋，他更喜欢的是去香山，因为那里曾留下了他和夫人刘秉娴携手同游的美好回忆。彭桓武43岁结婚，他62岁那年，夫人撒手人寰，他悲恸不已，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
彭桓武年近九旬时，有人问他：“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留给自己的是什么呢？”
“留给自己的就是乐趣呀，做事的乐趣！”
“您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什么？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
在1998年出版的《理论物理基础》一书中，彭桓武向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周培源教授交了一份沉甸甸的“作业”。“这是在还债。”他说，“做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时没有发表过广义相对论的论文，欠了周老的债。”那段时间，大家总能看到彭桓武在伏案工作，旁边摆着一大摞写满公式的算稿，甚至生病住院时也带着，以便随时进行推演。锲而不舍地工作三年后，彭桓武终于发表了题为《光发射和传播中的引力效应》的研究论文，并把基本结果写进了《理论物理基础》，献给自己的老师周培源，实现了“还债”的诺言。
2004年，他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报告的《广义相对论与狄拉克大数论假设的统一》论文发表在《理论物理通讯》杂志上，并提出了可能在宇宙学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设想。
2005年6月3日，在彭桓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又作了《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所涉内容仍然是当时物理界的最前沿。那时他已90岁了。他自己却觉得“成果微不足计，能保持脑力劳动者的本色便如愿矣”。
在他的书桌上，总是一摞物理学术著作，一本摊开的英文词典，和数页写了一半的草稿纸。他家的每间屋子都有床，以便随时工作累了就稍微躺会儿。而家中浩如瀚海的书籍他也常常查阅，需要任何一本资料，他熟悉得可以马上把它挑出来。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曾这样评价彭桓武：“先生有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他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验的结合，强调理论要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贯倡导学术民主，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一直坚持开拓创新，到晚年仍不断开创新领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是一位德高望重、求真务实、思想深远的长者。”
2006年，国家将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第4879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彭桓武星”。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辞世。他的遗体器官捐献给了医院进行医学研究，并将毕生的工资积蓄近50万元捐赠给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人们说，他什么都没有带走。但他为自己深爱的祖国，为自己倾心的科学事业，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财富，历久弥笃。
（责编/黄梦怡 责校/王兰馨、李希萌 来源/《“两弹”元勋彭桓武的传奇故事》，刘超/文，《北广人物》2016年第8期;《彭桓武：“培养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何欢/文，《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1日;《百年彭桓武：“默默无闻”的大师》，佚名/文，《中国科学报》2015年10月8日;《彭桓武：物理天工总是鲜》，庄辞、刘金岩/文，《光明日报》2020年4月22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