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磁共振这个“热”“冷”不均的领域，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精密测量院）研究员刘买利默默坚守，开拓潜行，找到自己的“研究舒适区”，并做出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
202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走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1993年，身为西北大学副教授的刘买利生活工作已经安稳，是继续沿着可见的方向安逸前行，还是迎接挑战再出发？
就像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描述的那样，“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它造就了所有的不同”。
刘买利是刚刚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毕业后顺利留校工作，在西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工作11年后，被评上副教授。
在一般人看来，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让人羡慕的成功之路，完全没必要冒着风险，走上另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但刘买利看得更远。要有新的作为，就要突破现有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具有前瞻性，并以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和知识逻辑，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前面的工作经历也是必要的，正因为有那些经历，才更了解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不断接触到新事物很重要。”他说，“只有看得多了，尝试过了，才能找到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打开事业的成长空间。
走出舒适区，重新充电，刘买利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远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去寻找自我提升的空间。
赴英读博，随后在英国一家医药公司所属的研究所从事磁共振研究。这为刘买利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时，他所在专业的同学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药检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药检所的仪器最好。
同样，英国这家专门从事以磁共振手段进行新药测试、针对新药及前期研发做基础研究和测试工作的研究所，无论研究方向还是科研条件，对刘买利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他融入其中的过程，内心的感触超乎想象——3000名工作人员的研发部门，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0%。
这种水平的投入，即使在当下也不容小觑。而这种体量的研发机构在当地只是中等偏上水平。
除了设备、投入上的差异，对于一个研究“方法学”的人，刘买利对国外“做学问的另一套方式”更有感触。
“在这里，导师主要负责‘画个圈’提出问题，其他更多的是需要学生发挥主动性，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刘买利的博士生导师伦敦大学教授J.K.Nicholson和J.C. Lindon的理论基础十分扎实。
一次，刘买利有了一个新发现，兴奋地告诉了Lindon。
结果第二天导师拿来一本期刊告诉他，这项成果别人刚刚发表了。
“没有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你能想到的问题别人也可能想到了。”Lindon这样告诉刘买利。
这次经历让刘买利记忆深刻，也让他更加重视工作的创新性和工作效率。
他知道，“虽没能发出原创性成果，至少能自主发现问题”，仍是有所收获。
在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后，刘买利渐入佳境，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读博期间，他先后发表了6篇高质量的论文，仅用三年时间，就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在考虑以后去哪里时，刘买利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武汉的信。
“总要有人来做，把该补的课补上”
刘买利 精密测量院供图
那个年代，学成是否归国，有着许多选择。
当时，刘买利主动联系了国内几家科研院所。不久，他收到了核磁共振波谱学专家、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物数所）所长叶朝辉的回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你的文章我早已关注了，非常欢迎你来我们研究所工作。
“能被国内的顶尖专家关注，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这对于当时在国外搞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更多了一层亲切感。”时隔多年，刘买利对这封信仍记忆犹新。
与许多研究领域的泾渭分明不同，磁共振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交叉学科。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磁共振领域共产生过5次诺贝尔奖。
前两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随后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最近的一次，则摘下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国际范围内，磁共振的研究历程可谓悠久。
作为一项既基础又应用广泛的学科，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仍处在艰难跟跑的状态。
在国外的几年中，刘买利深刻感受到这种差距。
“总要有人来做，把该补的课补上。”谈及回国发展的原因，刘买利给出的答案很简单。
当年出国学习就已是副教授，回国后的刘买利为什么能坦然以“博士后”的身份开始工作呢？他认为，决定回国，最快、最简单的方式是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但也意味着舍弃一些待遇。
刘买利在回国前还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是个人的什么待遇、福利等要求，而是要满足研究条件。
磁共振的研究非常依赖高端的科学仪器。出国前，刘买利曾到物数所接受核磁共振培训。
在这里，核磁共振学科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条件和基础均处于国内领先。
“叶先生很早就看到了核磁共振学科的交叉发展趋势，在中科院的体系中，也较早做了布局。我们只要能出一份力，肯定是责无旁贷。”他说。
“在最适合成长的地方，有热爱和兴趣作驱力，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在英国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第三天，刘买利就动身回国，以博士后的身份进入物数所工作，成为物数所里为数不多的有化学背景的研究人员。
“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做自己内心笃定的、喜欢的事。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清楚自己的位置、方向、可能性。”刘买利回国时，正是磁共振研究由物理向化学延伸的阶段。
面向前沿的研究，不仅要有超人的智力，更需要有足够的定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在合作导师叶朝辉的指导下，刘买利全身心投入到课题中，围绕生物核磁共振分析的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
“相比其他分析检测方法，磁共振在方法学上具有更多的操控空间。”刘买利介绍，“但新的检测方法需要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为基础，经过大量运算和实验才能建立。”
经过几年潜心研究，刘买利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提出了“分离谱峰，不分离样品”的新策略，赋予了磁共振分离的新功能，为解决生物磁共振的基础性问题建立了普适性的“经典方法”，其中一些方法被各大主流谱仪厂商认可，并作为内置标准方法。
在这条你追我赶的国际赛道上，中国研究人员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既会劳动，又能忍受收获前的考验”
刘买利（右二）和团队一起工作。 精密测量院供图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磁共振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应用进入了爆发期。但与许多学科相比，磁共振仍是一个“显示度不高”的专业。作为基础性研究，难以被“高引”或是得“大奖”，需要沉下心来“坐冷板凳”。
如何看待“坐冷板凳”，刘买利深有体会。作为1978级的大学生，他身上有着许多那个时代的印记：比如，少时的物质困乏，让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比如，上大学前，刘买利曾有过一段跟着几个中学老师一起在乡下农场劳动的经历。
劳动之余，他抓紧时间学习数理化，不懂就向几位老师请教，结果顺利考上大学。
面对“坐冷板凳”，刘买利选择主动作为，并且庆幸于在成长中得到过许多老师的帮助。自己成为导师后，刘买利也希望成为一个燃灯者、一个好的引路人。
“身处不同的时代，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也各有不同。但科研这条路，无论什么时代，找到‘真心喜欢的领域’才能走下去。”他常对学生讲，“热闹只是一时，只有乐在其中，才能走得长远。”对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而言，乐在其中，是把冷板凳坐热的重要前提。作为一名导师，刘买利也会通过一些“仪式感”激励学生，从中找到乐趣与信心。
平日里，学生眼中的刘买利是“不看讲稿，就能在黑板上写满推演过程的最强大脑”，也是“拿个馒头蘸着酱，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的隔壁大叔”。
在英国读博时，研究所每天都会有茶歇时间，让大家放下手里的工作，喝杯咖啡相互交流。这样的习惯，刘买利一直延续到国内，在科研之余，让大家有个放松时刻，不要“绷太紧”。
而每当学生做出了成果，刘买利还会包饺子、开好酒，为他们庆祝。
面对学术，刘买利更是严谨的。刘买利的博士生之一、精密测量院研究员周欣对读博期间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当时，刘老师拿出他在英国读博时的笔记让我们参考，几本厚厚的手写笔记，每一页都工工整整，许多公式的推演也非常细致。”
其时，生物医学领域的磁共振研究是大势所趋。
当时已担任物数所所长的刘买利，也像当年自己的导师一样，敏锐把握着学科的前沿走向，并由化学转向生物医学布局。
另一方面，由于磁共振研究依赖仪器，如何实现自主化，是国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刘买利的指导下，周欣围绕相关领域展开了研究。
由于进口仪器价格昂贵，维修起来费时费力，在刘买利的支持下，周欣在读博期间，得以“独占”一台小功率谱仪，在上面“拆了修，修了拆”。
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周欣笑称自己大部分时间在修仪器。这一独特的经历，作为一个章节写进了周欣的博士论文，也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0年，在坚持了十年“冷板凳”后，周欣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世界首台（套）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装备，为肺病患者早期诊断和治疗作出重要贡献，并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作用。
“冷板凳的现实不能改变，至少要让坚持的人有信心。”刘买利说，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解决研究条件问题，帮学生找到舒适的研究状态，才能人尽其才地做好研究。
在刘买利的努力下，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归国加入物数所，形成了现在蓬勃发展的人才队伍。
从物理到化学，再到生命科学，中国的磁共振研究，在武汉的这家研究所里，不断产生着原创性突破和全球影响。
刘买利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008年，他获得了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朱李月华奖教金。
如今，已经成为博导的周欣也常常对学生说，要将个人兴趣和重大科学问题及国家需求相结合，找到自己的舒适区。就像当年刘买利对他讲的那样。
“既会劳动，又能忍受收获前的考验。”1982年，当刘买利在本科毕业的纪念册上写下这句话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他日后工作最真实的写照。
《中国科学报》 (2022-08-04 第4版 人物 原标题为《核磁幽微知冷热 沧海潮头自擎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