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体系对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谭显春研究员等对“十一五”以来的168项低碳领域政策文本进行了梳理分析，摸清了我国低碳政策的总体情况，以及政策的数量、效力、手段等特征，明确了当前低碳政策的缺口所在。在此基础上，围绕“双碳”目标实现的阶段性特征，绘制了未来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框架。最后，重点分析了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社会发展路径从资源依赖向技术驱动转变面临的挑战，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实施“双碳”目标的总体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
亮点论述：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框架及发展脉络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框架聚焦于勾勒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总体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以及不同阶段的政策实施重点。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框架
2.1 总体发展脉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对于我国未来如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面向未来，我国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应当抓紧完善碳达峰、碳中和“ 1+N”的顶层设计，系统谋划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优先序，并与各类专项规划、不同地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相融合，为强化碳排放控制目标、行动和政策提供稳定连贯、日趋强化的制度保障与行动指引。
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政策框架应包括规划立法、管理体制机制、约束性制度、激励性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等。其中，规划立法强调完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规划体系和立法工作；管理体制机制重在调整和优化碳达峰、碳中和宏观管理、政策制定和监测统计等职能分；约束性制度包括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激励性政策包括碳交易市场等；科技创新政策包括强化基础研究、面向重大科技突破和产业化的相关政策。同时，还需要注重碳达峰、碳中和不同阶段的政策优化，聚焦阶段发展的突出矛盾，突出打好适用阶段发展目标的政策“组合拳”。
2.2 阶段划分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政策需求往往也不同。以2021年为起点到2060年期间，结合国际经验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路径将经历3个各有侧重、导向差异的阶段，相应阶段的政策重心也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碳达峰阶段（2030年前）。主要目标：通过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以下简称“两高”）项目盲目发展，防止碳排放高位达峰，并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完成满足未来发展需求的高碳排放产业总体布局。政策重心：立法方面研究，制定具有导向意义的“碳中和促进法”；目标上，要建立碳排放强度为主、碳排放总量为辅的双控制度；产业结构调整上，充分利用强制命令型手段遏制“两高”项目过快增长；前瞻性布局碳达峰、碳中和科技研发专项；在碳交易方面，实施电力领域碳排放交易市场，逐步扩容和纳入其他领域；投融资政策要纳入气候变化因素，抑制过快流向高碳资产。
第二阶段：碳峰值平台期（碳达峰后5年左右）。主要目标：巩固前一阶段的减排成效，防止峰值突破。政策重心：进一步完善碳排放总量管控制度，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两高”项目产能置换和升级政策；有效结合碳排放标准手段和市场激励措施，加速成熟型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从金融标准、金融产品、激励政策等方面构建完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导向的投融资政策体系，夯实数据核算、气候风险分析、信息披露、人才队伍等能力建设体系。
第三阶段：迈向碳中和阶段（碳达峰后5年直至碳中和）。主要目标：稳步推动碳排放逐步下降。政策重心：加快健全碳中和立法体系，实施严格的碳排放总量减排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引导作用，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加速推动先进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加以公共资金为引导，以私人和社会资本为主力，针对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重点领域及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等全流程精准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