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最大的碳排放国分别宣布了针对气候变化的融资政策。
当地时间9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表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中国海外煤电投资持续下降
我国是全球煤电装机容量第一大国，煤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国也是境外最大的燃煤电厂融资方之一。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今年上半年，“一带一路”没有为任何煤炭项目提供资金，是该倡议提出以来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已经逐步退出海外煤电投资。例如，2021年2月，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表示，中国将不再考虑继续在孟加拉国投资煤炭开采、燃煤电站等项目。
在实践层面，中国的海外煤电投资在过去几年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则不断增加。2020年，包括太阳能、风能与水电在内的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海外能源总投资的比例已达57%，远超煤电投资。
对于中方做出的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逐步在电力行业中淘汰煤炭是实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之内的最重要一步。“如果所有计划中的煤电厂都投入运行，不是将明显高于1.5℃的目标——而是将远远高于2℃。这样的话，《巴黎协定》的目标将化为乌有。”
同一天，美国也宣布了新的气候融资政策。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美国对较贫穷国家的财政援助增加一倍，以帮助它们转向更清洁的能源并应对气候变化的“无情”影响。这意味着将援助增加到每年约114亿美元。不过，这一计划能否在国会顺利通过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王遥说，中美是两个排放最多的国家，两国碳排放相加约为全球排放总量的40%，中美的承诺与行动将对全球气候行动造成显著影响。此前，2021年4月，中美两国共同发布的《中美应对气候联合声明》第六条就提出，中美双方将合作推动COP26会议取得成功。中美两国此次同时做出有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承诺，将为COP26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对COP26大会形成一致决议有重大积极意义。
在中国之前，欧盟、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已正式宣布停止对海外煤炭能源项目融资。作为今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主席国，英国多次表示，希望今年的大会有助于将“煤电载入历史”。
国内外煤电政策一脉相承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一周年之际，中方在联合国重申完成“双碳”目标的决心，展现了中方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方还表示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行动，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气候行动的支持。
柴麒敏强调，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信号。“过去，很多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公共资金（如国开行、口行等政策性银行）从煤电项目上退出，而这次中国的表态很坚决，在‘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前没有加任何限定词，不分公共项目，还是私营项目，应该说这是超出国际预期的。”
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柴麒敏说，总书记在今年4月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布，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会争取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十五五”时期就要开始进入下降通道，说明中国政府已对国内煤炭消费制定了一个大框架。这次总书记专门提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与国内相关政策保持一致。
柴麒敏指出，过去，中国企业在海外参与的煤电项目并非政府主导的，而更多的是市场行为，大多是应东道国要求而参与的。很多境外煤电项目并非由中国企业投资，而是由中国企业承建。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在煤电项目的装备制造上更有优势。欧美国家一直鼓吹退煤，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希望在这些地方推广它们擅长的天然气发电。“对中国来说，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实际上是让渡了我们在海外的一部分商业利益和市场利益。”
“今天早上，很多煤电行业人士在朋友圈说，可能未来还是有损失的。总体上讲，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对能源需求的提振，对煤炭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煤炭企业在海外市场也是有机会的。中国的煤电装备总体上来说效率很高、成本很低，可靠性、稳定性、先进性也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是很受青睐的。”柴麒敏说。
不过，柴麒敏强调，这对中国来说也并不一定是坏事。现阶段，除了煤炭装备优势之外，中国在核电、可再生能源的装备制造上也具有优势。全球130多个国家以各种方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可见减排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继续在其他国家投资煤电项目可能面临资产搁置等风险。因此，尽管从短期看，煤炭的需求仍在，但从中长期来看，它将逐步转向非化石能源的发展。
“面对海外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转变，中国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不仅是给中国非化石能源装备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大力支持，给它们提供更多成本相对较低的综合解决方案。”柴麒敏指出，像中国电建、三峡集团这样的企业已在新能源领域早早布局，在新能源装备制造方面也具备了一定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东燕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大国之间不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果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加剧，无疑将把世界引入一个分化和对抗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气候议程目标的推进显然也会大打折扣，尤其在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和更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设方面。
李东燕指出，在本次气候大会上，中美都做出了新的气候融资承诺，这对全球减排行动会有积极作用，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需要更大的全球共识与合作，包括更有效的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一个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更大，而中美关系的继续紧张和对立无疑将增加全球气候治理及实现既定议程目标的困境和不确定性。”
在李东燕看来，在联合国平台上，中国领导人旗帜鲜明地向国际社会做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不仅展现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正在发挥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也体现出中国重视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以及对联合国框架下多边合作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