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05年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1]，文章认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 年3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作了系统性阐释，提出了“三个阶段”的关系论：第一个阶段，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人民意识到环境是生存之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和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由此对生态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辨证关系、阶段关系进行了宏观阐释 [2]。

　　学术界对“两山”理论陆续展开了深化研究，包括生态观[3]、指导意义[4]和辩证关系论[5]等方面。赵建军等[3] 认为这一发展理念为人与自然由冲突走向和谐指明了发展方向，促进了人类与自然双重价值的实现。一些“两山”理论的实践研究[6~9]，主要是对“两山”模式的形态描述，有推进水土保持、护美绿水青山的陕西留坝模式，有生态立市、做大金山银山的湖州模式，有一棵树到一片林的塞罕坝模式等。然而在“两山”理论指导实践的核心逻辑和基本路径方面，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两山”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

　　关于“两山”理论的内在逻辑，关键路径是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核心要义是绿色发展，让良好环境成为人民生活品质的增长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展现良好国家形象的发力点[10]。为此，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生态产品的生产问题，即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1]。生态产品的价值化和市场化是扩大生态产品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

　　二是区域绿色发展问题，要解决发展的瓶颈和可持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约40 年的快速增长，面临资源、环境和市场过剩的三重约束，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应以生态资本为基础和前提、以人力资本为主导、以物质资本为支撑和条件、以社会资本为保障和助力，在各类资本要素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协调中，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12]。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是指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生长的森林、适宜的气候等自然产品[13]，具有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等功能。生态产品具有以下特征：公共物品性，即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原位性，某些生态产品只能在一定的地域空间提供服务；整体性，提供消费空间同时又可以开发休闲、娱乐、建设等伴生功能；消费的不可计量性，如清新空气、清澈蓝天的消费是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计量的；价值多维性，可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

　　生态产品可分为3类：①基于生态功能提供的公共服务，起到生命支持作用的纯自然要素的空气、水源、森林、气候等，此类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②基于生态服务提供的生态产品，即经过人类劳动加工后所形成的人工自然要素，如蔬菜、瓜果、生态旅游等，此类为经营性物品；③为生态权益或有益于生态而做出的贡献，如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通过水土保持净化水源、产业绿色化等，此类为准公共物品，可通过界定产权、建立市场，转化为经营性物品。

　　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方面，应通过生态产品的价值化和市场化来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生态产品的价值化是对应一定实物量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量，用货币来度量资源消耗、生态成本、生态贡献，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资源环境破坏的代价、生态保护带来的收益。生态产品的价值多维性，增加了价值核算评估的难度。市场化是指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14]。然而，价值化和市场化方面存在资源产权不清晰、价值实现程度总体偏低及科学性不足等困难，出现了相关主体缺乏动力和积极性、生态产品价格扭曲导致市场渠道不畅、生态贡献与生态回报不对等、“眼前的受损”和“未来的受益”之间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导致生态产品无法实现合理价值等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逻辑在于从微观层面引导和规范经济主体的生态化，分为“生态资源 – 生态产品 – 生态资产 – 生态资本”4个环节，涉及3类转化（见图1）。①从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首先要识别关键的生态型生产要素，生态产品价值来源于生态生产和人类劳动，而生态产品的非替代性、经济稀缺性是其价值产生的前提[14]；其次，生态资源成为生态产品是权益主体的投资行为，产权是成为生态产品的约束条件。②从生态产品转化为生态资产，前提是形成了有效市场，这取决于能否正确、完全地反映与价格有关的所有信息；生态产品具有外部性，价格低于价值，无法保障有效供给，建立有利于生态产品外部性内化的市场机制是有效市场的前提。③从生态资产转化为生态资本的前提是生态资产的有效性，产生可持续的现金流以实现生态资产的增值和主体投资的退出，将生态收益中的一部分以实物、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形式再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不断增加生态资本存量，从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良性循环[15]。

　　图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

　　（二）区域绿色发展

　　传统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制度等因素，即所谓的主体驱动因素。绿水青山所代表的生态本底或生态资源要素具有空间属性，绿色增长依赖于产业发展的条件。绿色发展具有价值多元性，分为3个维度：①经济效益，含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集体资产增加、收入提高等；②生态效益，含生态资产正增长、环境改善、资源效率提高、碳平衡等；③社会效益，含“无废”、居民满意度提高、就业人数增加等。价值实现的目标在于协调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当三者出现矛盾时，应当坚持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为了实现多元价值的协同，构建“空间 – 产业 – 主体”三维分析框架，处理好生态与产业、生态与空间、生态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的关系分为割裂阶段、和谐阶段和共生阶段。割裂阶段片面追求物质产品，以物质资本增值为核心，忽视生态资本的存在及价值，经济增长弱可持续。和谐阶段逐渐重视生态要素，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开始考虑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人力资本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强。共生阶段以追求生态资本保值增值为基础，以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碳循环的产业为主，生态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强[16]。

　　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的正向关系，存在着转化、协同及反哺的正向循环。以空间规划、生态建设、环境美化来塑造品质空间；以品质空间吸引人，以主体推动产业发展，加速产业转型，吸引产业投资；以产业推进区域发展，带来区域实力增强，进一步提升区域生活品质和形象，加速人才、资金和产业的集聚，进一步反哺生态，实现绿色增长可持续（见图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是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互动融合的内在驱动力。

　　图 2 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两山”理论的发展路径

　　根据“两山”理论的内在逻辑，梳理了“两山”理论的发展路径（见图3），包括两方面：从生态产品的价值化与市场化着手，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进行梳理；从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的关系着手，对区域绿色增长的路径进行梳理。

　　图 3 “两山”理论的发展路径框架体系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路径

　　为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可取的基本路径是生态税费、生态补偿、生态市场和绿色金融。生态税费以庇古税的方式将生态产品外部性问题进行内部化处理；生态补偿以经济激励 / 补贴的方式将生态产品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生态市场以科斯产权界定和交易的方式将生态产品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绿色金融通过设计供需双方都认同的收费机制，实现跨期跨区域价值交换，由此将生态产品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1. 生态税费

　　生态税费具体包括环境税和资源费两个子类。

　　作为向污染源征收的税种，环境税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如我国从2018年1月1日起开征环境税；日本、瑞典、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已经对使用化石燃料收取碳税，进而体现碳汇价值。

　　资源费细分为资源使用费、有偿服务费和经济补偿。资源使用费体现了有偿使用资源的制度理念，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水资源费等。有偿服务费是指对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或不利影响而购买的治理服务，包括航道养护费、海洋废弃物倾倒费、新征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土地闲置费、土地复垦费、排污费、林业保护建设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植物新品种保护费、污水处理费、水土流失防治费和绿化费等。经济补偿是指资源开发和利用者，因占有或消耗资源、环节而向资源所有者支付的补偿。实行经济补偿制度，有助于抑制乱占滥用资源的现象，有利于真实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发挥资源最大效用，成为调节资源利用的有效手段之一。经济补偿包括耕地占用税、青苗补助费、征地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补偿费等。

　　2. 生态补偿

　　在我国，一般由政府代表一定区域或者全国的公众，出资购买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模式，前者是指补偿资金从上一级政府到下一级政府或者直接到农户的补偿模式；后者是指平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如因上游保护流域生态为下游提供了清洁和稳定的水流，则流域下游政府需补偿上游政府。

　　3. 生态市场

　　①利用已有商品市场。对于绿色食品、环保木材等，通过转变其种植和生产方式，将绿色生态、环保、健康价值等更多地赋予到商品的内在价值中；将商品绿色标签化，提高商品价格，实现对绿色生态种植及生产方式的反馈激励，由消费者直接为环境服务付费。②利用已有产权市场。利用已有资源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协商的价格机制，协调并体现参与各方的利益和责任，如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等。③利用已有金融 / 资本市场。运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基金等绿色金融手段，实现生态产品供给的市场化融资，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④创建新的市场。在法律法规的支持下，以现有局部的、分散的、个别领域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基础，联网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由单领域逐步发展为多领域的交易市场化体系。

　　4. 绿色金融

　　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生态环境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包括环境财税政策、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 PPP 项目融资、绿色 PPP 基金等 [17]。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要界定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见表1）。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途径。随着未来生态补偿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单靠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方式，不足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日益尖锐的矛盾。以政府购买为特征的生态补偿方式导致财政压力大，而市场途径又存在着交易成本高等缺点。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大、补偿主体分散、产权界定模糊的情况适宜考虑生态补偿方式；规模较小、补偿主体集中、产权界定清晰的情况适宜考虑市场途径。另外，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也可采用市场化手段来提高效率。

　　表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本路径的适用范围

　　（二）区域绿色增长的基本路径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生态与“产业、城市和人口”的共生关系，其路径表现为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的互动融合。

　　1. 生态 + 空间

　　通过空间规划、生态建设与环境美化的路径来实现生态资产的积累。空间规划是守住生态底线，优化空间结构，加强空间治理，向空间要红利的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生态建设包括生态保护和修复，一般由政府提供或购买。环境美化的目的是提高生活品质，吸引人力资本的集聚。

　　2. 生态 + 产业

　　通过发展生态产业、传统产业生态化和发展绿色高精尖产业的路径来实现生态资产的增值。生态产业是基于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和人类生产而形成的产业，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果业、生态养生等。传统产业生态化是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遵循生态学原理与经济规律来指导产业实践，是促进产业生产低碳循环的产业发展模式。绿色高精尖产业以创新为引领，以高端、精密、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引擎类产业。

　　3. 生态 + 主体

　　通过压力传导、意识提升、制度建设、技术创新等途径来促进绿色消费，进而拉动绿色供给，在扩大绿色供给后，又会扩大绿色消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公众等，相互作用且耦合，既是施力主体，又是受力主体，成为绿色增长的内部驱动因素。生态文化所形成的绿色价值主张、生态制度所形成的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作用、生态技术所带来的产业的变革，促进产业发展和空间品质提升，进而吸引高端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整体数量，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4. 生态 +“空间 – 产业 – 主体”

　　通过生态 + 空间，形成绿色精致空间；通过生态 + 产业，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通过生态 + 主体，深化供给侧改革。选择绿色增长路径，重点在于识别发展瓶颈、认识发展的内外部关系和内外力作用。在“两山”理论的实践应用方面，已有生态建设、产业驱动、多轮驱动等多种模式：延庆生态立区，以城破题，以品质城市结合廊道优势，引来世界园艺博览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两件世界级大事，以办大事促发展惠民生，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轮驱动模式；南平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安吉采用以生态经济产业为引擎来驱动发展的模式（见表2）。

　　表 2 “两山”理论实践模式分类

　　注：根据“两山”实践案例集和网络资料整理。

　　四、结语

　　“两山”理论既是认识问题，又是行动问题。以“两山”实践的问题思索为导向，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区域绿色增长两方面，完成逻辑分析和路径梳理，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清晰的理论依据。

　　（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在于从微观上引导和规范经济主体的生态化，包含了“生态资源 – 生态产品 – 生态资产 – 生态资本”4个环节。解决外部性内化，基本路径是生态税费、生态市场、生态补偿和绿色金融。

　　（2）区域绿色增长的内在逻辑是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转化、协同及反哺的正向循环。生态与空间的协同体现为通过空间规划、生态建设与环境美化的路径来实现生态资产的积累；生态与产业的协同体现为通过发展生态产业、传统产业生态化和发展绿色高精尖产业的路径来实现生态资产的增值；生态与主体的协同体现为通过压力传导、意识提升、制度建设、技术创新等途径，来促进绿色消费，进而拉动绿色供给、扩大绿色消费。

　　“两山”理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体制机制、关键技术、政策保障和主体激励等可能面临的难题。未来我国应加强试点模式的总结和提炼，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尽快建立起有利于生态与“空间 – 产业 – 主体”良性循环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