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11日一版头条刊发《源头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名工科教师翻越成果产业化“四座大山”的启示》，报道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张跃明从基础研究的源头进行创新，攻克工业机器人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并将论文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的历程，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所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欧阳钟灿等专家表示，现在我国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但科研成果转化率仍然偏低，特别是科研人才评价体系等一些长期问题和障碍依然突出。
清华大学河北中试基地负责人曹建国说，张跃明的故事揭示了从源头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全过程：从基础研究到成果产业化，翻越理论验证、中试、资金投入、国际市场竞争四座大山，对我国其他领域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体制机制障碍具有重大启示意义。但总体来说，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还是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估、金融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机构和人才也相对偏少，教授搞科研的思维很多时候不适应市场。
“科研院所和高校鼓励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还不完善。”欧阳钟灿院士说，这篇文章反映的科研人员“人才评价”问题很切实际，符合中央这两年强调的科研人员人才评价要“破四唯”的精神。但现在中国的科研院所和高校，有不少搞产业化成功的副教授，比如合肥某双一流高校的一位青年教师，发明了三原色激光显示并成功实现产业化，但学院多次推荐到学校评教授，却因为没有“优青”与“杰青”等“帽子”被刷掉，“帽子导向”“论文导向”的问题还未解决。
“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修订了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出台配套政策，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给科研人员松绑，科研转化成果不断涌现，张跃明的创新成果只是其中一例。自2011年起，我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世界发明专利第一申请大国，2020年申请量达143万件，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之和，我国PCT专利申请量也超过美国，位列全球首位。我国这些年专利申请数量已快速增长，但转化率却很低，因为源头上创新要将知识产权管理和产业化引入基础研究评价，才是贯通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通道，实现双向正反馈的正确道路。”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认为。
“现在大量的专利在‘沉睡’，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韩秀成表示，基础研究成果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必须在基础研究与研究成果的产业化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这道桥梁就是基础研究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知识产权管理在科研单位研究成果的市场转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调查，设置了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大学和科研单位获得了高出2倍的科研成果专利产业化率。科研单位只有在基础研究中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为科研成果建立清晰的产权，才能为企业及早介入和参与基础研究、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条件。
“科研成果建立清晰的产权确实很重要，不然在产业化后会遇到产权和股权等一系列的问题。”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乔铁告诉记者。他原来是一位在全球拥有专利授权最多的医生，拥有672项中国专利和3项德国专利，被称为“医生发明家”，曾在医院组织建起全国唯一的“医工理贸结合试验基地”，设计生产出了很多中国品牌的医疗器械，但到了2015年却不得不辞去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因为科研成果产权不清晰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很多研发人员。
“现在高校里真正到一线去源头创新的老师还是少数，张跃明多年来专注于精密传动部件设计技术，特别是在齿轮修形方面卓有成效。他重视在生产一线搞研究，将该技术良好地应用于机器人RV减速机的设计与制造，破解机器人关键部件‘卡脖子’难题，确实值得我们科研人员学习。”北京工业大学材制学部主任陈树君教授说。
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聂祚仁谈道，高校是社会的“象牙塔”，在科技创新领域应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现在还是要鼓励教师把实验室里面的成果用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主要难题上。为了这个目标，高校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敢于在机制体制方面创新，让更多有本事的教师有意愿、有激情去国家需要的任何创新领域开疆辟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