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介效应的煤炭产业跨区转移对居民健康影响分析
作者：任露丹,曹薇,程璐璐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文章刊发：《煤炭经济研究》2023年第6期
摘要:基于2009—2021年16个煤炭资源型区域,聚焦于煤炭产业、生态环境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利用熵值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煤炭产业跨区转移给居民健康带来“惊喜”还是“隐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煤炭产业经济发展不利于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且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②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与居民健康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水平的非线性影响和生态环境的中介效应因煤炭跨区转移行为而存在差异,煤炭产业在跨区转入地区整体上促进了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呈“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中介效应在煤炭跨区转入地区不再显著。
关键词:煤炭产业;居民健康;生态环境;跨区转移;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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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在迈向碳中和、碳达峰的道路上,面临重重困难。其中,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合理问题是最大挑战,但煤炭资源作为中国基础能源,其地位在短期内又难以撼动,且这种对煤炭过度依赖的现状已成为居民生存环境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最大元凶。此外,近年来,煤炭资源枯竭型企业迫于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中西部煤炭资源富集地“自然”优势,在不断进行跨区转移。那么,如何科学合理地看待煤炭产业经济发展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煤炭产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弱化或扭转不利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益于推动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对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和实现“健康公平”目标也至关重要。
现阶段,学界和业界对煤炭产业经济发展与居民健康问题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煤炭资源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二是煤炭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事实上,随着对煤炭资源的不断开采,东部煤炭资源逐渐枯竭;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煤炭资源开发的重点逐渐向中西部资源富集地转移。这种转移到其他区位的经济性活动,使煤炭枯竭型企业无意识地进行了先进技术与管理的转让或传播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以寻求自然资源为主要动机的资源枯竭型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高污染产业与生产环节带到转入地,加剧了环境胁迫;另一方面,企业有可能通过向转入地转移更为清洁绿色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帮助其提升生产的环保水平,发挥积极改善环境质量、降低环境胁迫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煤炭跨区转移行为对转入地区环境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使其在规避潜在的环境健康风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确定性与潜在性的交融给居民带来的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威胁尚有待验证。
虽然资源型地区都重视煤炭经济与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然而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一是现有研究虽然证实了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存在线性影响,但已有研究鲜有论证煤炭产业经济发展与居民健康效应的非线性变化过程;二是现有研究主要囿于煤炭产业经济发展与居民健康或生态环境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影响,鲜有研究将煤炭产业、生态环境与居民健康三者之间关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三是尽管区域之间存在煤炭跨区转移,但目前研究对煤炭跨区转移行为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外溢效应与胁迫效应,而鲜有文献从跨区转移视角下研究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缺乏对煤炭产业跨区转入地区带来“惊喜”还是“隐忧”结果的研判。鉴于此,本文在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对居民健康动态影响基础上,实证分析了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影响居民健康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依据煤炭产业跨区转移政策的实施,对煤炭产业跨区转移后,转入地区的居民健康状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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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煤炭产业与居民健康
丰裕的自然资源具有两面性,有可能是“祝福”,也有可能是”诅咒”。因此,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对居民健康也会带来2种效果:“祝福”主要表现在煤炭产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促进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刺激政府增加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使居民健康水平提升得到有力保障,产生激励效应或杠杆效应。此外,随着煤炭产业经济的发展,煤炭产业的发展可能会挤出非资源制造业;同时由于煤炭开采业回报较高,资本和劳动要素从制造业部门流动到煤炭开采部门和部分服务业,即产生所谓的“诅咒”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居民的工作竞争和失业压力,对居民健康系统产生胁迫作用和挤出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具有非线性影响。
1.2 煤炭产业、生态环境与居民健康
空气、水、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资源,但煤炭资源型地区已经演化成一种资源互耗关系,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问题在此地区尤其严重。
1)煤炭产业通过空气污染影响居民健康。在煤矿的开采、生产、贮存、运输等环节,瓦斯泄露和煤矸石自燃等排放的有害气体既会造成大气污染,又会引起温室效应,大大增加了附近居民罹患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的概率。另外,大气污染物随意散落和扩散到周边区域,使整个煤炭资源型地区的大气污染物呈现出体量大、污染重等地域性危害特点,严重威胁该地区居民的公众健康。
2)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势必对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对于缺水地区,具有隐蔽性等特征的被污染的水一旦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将对人体健康产生长远的不良影响。
3)煤炭丰裕地区存在土地塌陷、土地荒漠化、土地污染等地质灾害隐患,对居民的居住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部分地区因存在地质灾害隐患而导致出现不宜居住现象。
因此,生态环境是煤炭产业经济影响居民健康的传导途径之一。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和居民健康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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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针对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的直接影响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为刻画煤炭产业与居民健康的动态影响关系,增加煤炭产业的平方项,提出下列模型。
为验证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与居民健康中的中介作用,参考陈东等、蔡海亚等的中介效应方法,对生态环境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而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参照温忠麟等的做法, 在煤炭产业与居民健康的回归系数α1显著的前提下, 若 γ1 、β1 及 γ2 均显著, β1γ2 与 γ1 同号, 且在引入中介变量之后, Coal 的系数有所下降, 即 γ1<α1 , 则可以认为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若 γ1 不显著, 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2.2 变量说明、方法选择和数据来源
2.2.1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居民健康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在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上,以人口死亡率、围产儿死亡率和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来表示各省份居民健康水平。另外,围产儿死亡率是指孕满28周或出生体重>1000g的胎儿(含死胎、死产)至产后7天内新生儿死亡数与活产数(孕产妇)之比。由于围产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均为反向指标,作为居民健康水平的逆代理变量,其数值越大,代表居民健康水平越低。
2)解释变量。煤炭产业是本文的解释变量。首先,考虑到各地区煤炭产业的规模体量存在明显差距,以及由于煤炭产业破坏生态环境程度的差异,筛选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16个煤炭资源储量相对较大和生产较为活跃的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
其次,依据煤炭企业转移与区位选择行为,将新疆、陕西、山西、贵州、内蒙古5个中西部煤炭资源富集省区作为转入地区。
最后,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从煤炭资源开发、煤炭资源消耗量与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3个维度来表征煤炭产业。其中,煤炭资源开发以采矿业人数与从业总人数比值刻画,煤炭资源消耗量用煤炭资源消费量与GDP比值刻画,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用煤炭开采及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刻画。
3)中介变量。生态环境是本文的中介变量。借助学术界推崇采用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考虑到煤炭产业对环境气候、水土资源造成的污染是影响损害人体健康的主要路径,此处遵循各指标数据可比、可量化性等原则,重点选取了10个指标来构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生态环境压力体现在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3个方面,生态环境状态从区域水土资源状态、自然环境绿化水平与耕地面积3个方面刻画,生态环境响应则从减少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生态治理投资反映。
4)控制变量。为了尽量避免由于变量疏漏而带来估计结果偏差,本文还对以下变量加以控制。影响居民健康的因素还包括人口特征、医疗资源和城镇化水平。其中,人口特征变量包含区域人均GDP、老年人抚养比、教育事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医疗资源变量用每万人口执业(助理)医生数测度,城镇化水平变量主要通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进行衡量。
2.2.2 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煤炭产业、生态环境、居民健康3个指标体系进行赋权。该方法是用来判断某一指标离散程度的客观赋权法,即熵越小,指标反映的信息越大,权重也越大,这样不仅避免了权重确定的主观性以及主观赋值产生的随机性,还能够处理多个指标变量的信息重叠问题。
2.2.3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样本选取2009—2021年中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等。实证分析过程借助Stata15软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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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根据本文研究思路和相关假设,实证部分研究安排如下:首先,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对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其次,根据煤炭产业跨区转移政策的实施,实证分析煤炭产业在跨区转入地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再次,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影响居民健康中的作用;最后,利用差分GMM和Bootstrap方法,就内生性问题和中介效应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直接影响的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和(2)是针对整个研究样本,即16个煤炭资源产业活跃地区进行面板回归的分析结果;模型(3)和(4)是针对煤炭跨区转入地区,即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贵州5个省份进行的面板回归结果。
首先,从整体研究样本来看,模型(1)和(2)中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呈现出“先提升、后降低”的变化趋势,由此验证了假设1。
发展对居民健康影响机制中,可以发现,模型(3)和(4)中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也呈现出“先降低、后提升”的变化趋势。这一结果表明,在煤炭跨区转入后,煤炭产业促进了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其原因可能在于跨区转移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地资本不足的缺陷,但从煤炭产业跨区转入后,也会使当地的环境受到胁迫,对居民健康水平造成了威胁;然而,随着转入地的经济增长,煤炭产业跨区转移进一步保障了居民维持健康生活状态的支出,提升了居民健康水平。
最后,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GDP、医疗资源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居民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经济发展有利于生活水平提升,相应地,居民健康消费支出也会增加。
3.2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为探究煤炭产业影响居民健康的传导途径,表3给出了生态环境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模型(1)和(2)报告了整体样本下,煤炭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虽然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增加了生态环境负担,但在控制了生态环境的影响之后,自变量回归系数由0.478下降到0.407,可以看出在居民健康影响机制的整体样本中,中介变量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假设2成立。
模型(3)和(4)报告了煤炭产业转入地区居民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煤炭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样,在控制了生态环境影响之后,仍没有发挥煤炭产业影响居民健康的中介作用。原因可能在于煤炭产业的转入,很大程度上转入的先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环境胁迫,契合国家发展战略方针,与实际情况相符。因此在煤炭产业转入地区,假设2不成立。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内生性处理
表4回归结果显示,AR(1)检验的P值均小于0.1,同时AR(2)检验和Sargan过度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表明工具变量有效且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所选择的差分GMM是合理的。同时,表4汇报了无论是整体样本还是煤炭产业转入地区,相较于表3,自变量系数大小除稍有变化之外,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3.2 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5可知,整体样本在95%的置信水平均不包含0,表明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影响居民健康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但是煤炭产业跨区转入地区在95%的置信水平包含0,表明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影响居民健康中没有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部分中介效应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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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厘清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对居民健康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我国16个煤炭资源大省2009—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熵值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煤炭产业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从整体样本来看,煤炭产业与居民健康呈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影响表现出非线性关系,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同时,生态环境成为煤炭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居民健康效益的重要传导渠道,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
2)从煤炭产业转入地区研究样本来看,煤炭产业与居民健康呈正相关关系,也存在非线性影响,但呈现出“先降低、后提升”的变化趋势。同时,生态环境在煤炭产业影响居民健康过程中,并未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
4.2 政策启示
煤炭产业跨区转移作为煤炭资源枯竭型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渠道,为促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的“人为”优势与资源禀赋的“自然”优势相结合,有效避免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恶化对居民健康造成的影响,需通过理论指导、政策引导来逐步完善跨区转移政策。鉴于此,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可得到如下相关政策启示。
1)统筹“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首先,以人为本,在中国能源革命背景下,把绿色开发和清洁生产作为煤炭产业的发展重点和方向,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其次,精准辨识煤炭产业集中地的高发疾病诱因,有效控制环境致病因素,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满足居民健康需求导向,最大程度减少煤炭产业经济发展对居民健康的威胁。
2)重视煤炭产业因跨区转移而引致的居民健康损失和公平问题。合理调控转入地区煤炭新增规模,通过市场准入制度设立严格的绿色门槛,缓解开发强度失衡问题,着力发挥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当地经济发展,从管理体制和调控政策上杜绝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