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为能源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十年来，我国能源革命加速推进，2023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煤炭消费比重也从2013年的67.4%下降到2023年的55.3%，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与此同时，能源安全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双碳”目标给化石能源发展带来新压力；俄乌冲突、中东局势恶化给油气安全供应带来新挑战；可再生能源占比增加、极端天气频发给能源供需平衡带来新困难，等等。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

一是完善产供储运体系，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化石能源仍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化石能源保供是确保能源安全的关键。第一，要利用好煤炭资源丰富、煤炭产能稳定的优势，合理规划煤炭资源开发，建立煤炭弹性产能制度，加强煤炭运输通道和产品储备能力建设，提升煤炭供应链韧性，推进调节性、保障性电源建设，发挥好煤炭、煤电的安全托底保障作用。第二，坚持“海陆并举、常非并重”，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强非常规油气资源评价，深化老油田二次梳理开发，最大限度提高油气自给能力；加快油气传输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油气管道互联互通，完善油气储备体系，提升油气储备规模，提高油气应急响应能力和保障水平。同时，高质量建设海外油气开发和油气通道项目，稳定油气进口来源。

二是构建多能互补格局，提升电网调节能力。风电和光伏发电是技术较为成熟、未来最具潜力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但是都具有很强的波动性、随机性，随着发展规模的扩大，消纳可再生能源的灵活性资源将愈发短缺。因此，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要以安全、可靠、经济、低碳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来支撑。一方面，需要合理规划和布局清洁能源基地，加快“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沿海风电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增强清洁电能供给能力，开展风电制氢、光伏制氢示范，持续增加风、光、氢等清洁能源占比，构建多能互补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煤电灵活性和低碳化改造，适度增加天然气发电装机，合理布局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完善市场化的需求响应机制，充分挖掘电力源网荷储全链条灵活性资源。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能源服务，推进虚拟电厂试点示范，建设高水平智能电网，探索多种发电方式和灵活性资源联合调度机制，实现灵活性资源的协同规划与优化运行，降低可再生能源消纳成本。

三是加速能源科技创新，发展新兴能源产业。能源投资布局调整和能源新业态发展取决于颠覆性能源技术突破、新能源技术成本下降以及产业创新升级能力等因素，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迫切需要增强能源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新兴能源产业的战略支撑作用。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国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和能源领域国家实验室优势，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围绕可再生能源制氢、智能电网、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天然气水合物、燃料电池等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抢占全球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另一方面，依托我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齐全、风光资源丰富、能源市场空间大的优势，大力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打造自主可控的风电产业链、光伏产业链、储能产业链、氢能产业链，实现新能源科技创新、新能源装备制造、新能源资源开发、新能源高效应用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新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

四是强化能源政策协同，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和迭代过程，需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强化政策支持。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我国能源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也越发突出，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成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基础和保障。第一，继续坚持能源市场化改革方向，建设全国统一能源大市场，深化油气体制改革，促进油气多元化供应和区域互联互济，推进形成公开准入、公平竞争的油气供应格局，充分发挥市场在油气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要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开展分布式电源、虚拟电厂、辅助服务、储能等参与电力市场的机制设计和试点运行，破除能源新业态在市场准入和交易运营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扩大现货市场主体范围，充分发挥现货市场价格协调作用，激发电力市场主体活力，引导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第三，强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与“双碳”政策的协同演进，探索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市场化机制，统筹推进碳排放权、用能权、电力交易、绿证交易等市场建设，加快碳足迹管理体系、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和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通过“双碳”政策倒逼用能主体开展能源替代，提高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