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点

     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已连续4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流域内9个省（区）2021年生产总值为28.68万亿元，但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生产消费结构情况等方面存在空间差异，导致流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悬殊。在此背景下，选择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能力、技术改善能力、对外开放水平、碳汇吸收能力、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状况和社会发展能力等维度构建碳减排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耦合协调性，测度并分析2011—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布格局与演进趋势。

     摘要：数字经济具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重效应。因此，以黄河流域2011—2021年9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和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探究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度的时序与空间演进特征。结果显示：①2011—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碳减排能力均呈稳步增长态势；②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步入协调阶段的省份逐渐增多；③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相关性呈波动下降趋势；④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重心位于陕西且整体向西北方向迁移，椭圆面积小幅度扩大。

     关键词：数字经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时空演进；黄河流域；熵值法；标准差椭圆

     通过构建涵盖数字经济、碳减排能力的黄河流域9省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1—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水平，并进一步运用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与标准差椭圆模型，探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格局。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总体呈现逐渐增长态势，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发展形式。相较于碳减排能力，数字经济的极化现象更明显，并且碳减排能力的增长幅度较小，同样也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可能与不同省份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为了缩小这种差距，需要加强省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

     2）整体来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增长态势，由2011年的0.259长至2021年的0.513，表明两者的耦合协调质量有所提高。另外，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市）趋向增多。由此可见，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形成了良好的耦合发展态势。通过分析发现，对两者耦合协调度提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因为在研究期内各省（区）碳减排能力的差距较小且增幅小，而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因此，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能促进黄河流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也为碳减排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动力源泉。未来，应继续加强数字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同时结合碳减排需求，推动数字经济与碳减排的深度融合，以实现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2011—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体现了两者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互依赖和协同性，全局Moran′s I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反映出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性，但聚集特征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趋势。局部空间分布显示中下游地区的陕西、河南、山东为高值聚集区，上游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为低值聚集区，各个聚集区的布局相对稳定。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既受到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碳减排能力差异的影响，也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政策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未来，在推动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地区在数字经济与碳减排方面的协调发展。

     4）2011—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标准差椭圆整体方向呈东北—西南，分布重心均在陕西境内且呈缓慢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范围呈缓慢扩张趋势，方位角呈波动式逆时针旋转。即各地区在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协同发展差异呈增加态势。标准差椭圆面积的扩大需要引起关注，因为它揭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促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协调发展，需要深入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并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

     1）加强数字经济在西北地区的推广与发展。鉴于数字经济在黄河流域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发展形式、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碳减排能力的耦合协调度，应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应提升网络覆盖率和质量，促进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西北地区的企业和机构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黄河流域西北地区的建设和升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努力缩小与东南地区数字经济的差距。

     2）提升碳减排能力的整体水平。尽管黄河流域碳减排能力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因此，应加大对清洁能源、节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碳减排效果。一方面政府建立补贴政策，对采用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并加大对清洁能源与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相关研究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碳交易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3）优化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一方面鉴于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增长态势，应继续加强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协同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另一方面针对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应加强对低值聚集区的支持和引导，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通过产业转移，引导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较强的企业向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转移，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加强黄河流域各省（市）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动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的协调发展。

表1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表2 碳减排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3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能力耦合协调划分标准

表4  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发展评价结果（2011—2021年）

表5  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度（2011—2021年）

表6  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度的Moran′s I指数

表7  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度局部空间分布

表8 标准差椭圆参数 

图1 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核密度估计

图2 数字经济与碳减排能力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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