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政策性的环境规制和市场性的碳金融纳入到同一框架下，从企业微观角度分析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第二，本研究从企业视角对碳金融进行度量，采用对上市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析词频统计的方法，构建了企业碳金融水平的度量指标，综合反映企业对碳金融的关注和参与。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则将区域和企业结合起来，在基于文本分析得到各省市指标的基础上，用企业所在地的指标代表企业指标。第三，就企业新质生产力而言，现有研究主要从生产力二要素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2个维度进行考量。本文则结合企业特征，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三要素框架下，从基础、科技、绿色3个维度对已有指标进行了补充和优化。

     摘要：为应对新时代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 企业亟需利用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基于2014—2022年A股1334家上市企业以及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通过熵权法及基于爬虫技术的文本分析法构建了企业新质生产力、企业碳金融水平以及政府对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3个综合指标，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碳金融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碳金融水平提升对其新质生产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②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碳金融水平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③企业碳金融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因企业性质和碳排放水平不同而具有一定差异，对国有企业和高碳排企业相对更大，但差异并不明显。基于此，从政府和企业2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碳金融；新质生产力；文本分析；熵权法

     本文基于2014—2022年A股1334家企业数据以及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企业碳金融水平以及企业新质生产力3个综合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碳金融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碳金融水平提升能够促进其新质生产力发展，环境规制对两者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此外，企业碳金融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企业性质和排放水平的不同具有一定差异，但由于我国企业碳金融水平整体不高且差异不大，导致此种作用在不同类型企业差异不明显。

     1）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碳金融体系建设。目前，我国碳金融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产品成熟度差异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碳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创新碳金融产品、采取相关激励措施引导和推动企业加强碳金融关注和参与，充分发挥碳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2）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好合理的“度”，综合考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减排目标，一方面要避免过高的规制强度导致企业产生扭曲的减排行为，防止企业因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资金的挤出；另一方面应激发环境规制的“正向补偿效应”，强化碳金融工具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和高碳排企业而言，可以通过严格的碳排放管理来降低碳排放强度；对非国有企业和低碳排企业而言，应更注重其经营决策的灵活性，鼓励其合理利用碳金融工具。

     3）企业应当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充分了解碳金融政策要求，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投资，优化合规策略，以平衡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压力和保持创新灵活性。同时，应加强对员工碳金融理念的引导和培育，进一步增强企业碳金融关注和参与，充分发挥碳金融的政策工具作用，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