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称，从资金、论文、人才等多方面看，美国科技实力依然全球领先，而中国科技实力正迅速提升。报告显示，据统计，中国2016年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据此，一些学者得出中国科技实力超过美国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客观评价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科学评价体系。这正是我国乃至全球学术界面临的一道难题。
一直以来，我们依赖影响因子作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方法，很多科研机构、高校甚至学术同行越来越依赖于期刊影响因子，来评判一篇论文甚至作者的科研水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刊评文”“以刊评人”的评价怪象。影响因子深受诟病的另一个原因，要从其算法本身的局限性说起。期刊影响因子是计算期刊前两年的被引数量与发表论文数量的比例，因此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单篇论文质量或创新性的高低，即“以刊评文”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嫌疑。其次，期刊的影响因子也不宜跨学科比较。影响因子高低取决于所属学科的发展情况，学科越不成熟，越需要相互印证，所以引用就多，影响因子就高。但是，不同学科的文献更新速度、学科发展情况存在差异，靠单一影响因子来进行期刊评价甚至跨学科的期刊评价，有失公允。
20世纪60年代，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对期刊文献的引文进行了大规模统计分析，得出了大量被引用文献集中在少数期刊上，而少量被引用文献散布在大量期刊中的结论，亦即从引文角度证实了核心期刊的存在。随后，加菲尔德相继开发了SCI、SSCI和A&HCI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多个指标的客观数据，每年发布一次《期刊引证报告》(JCR)。2017年4月27日，加菲尔德去世后两个月，《自然》杂志签署了《旧金山宣言》，“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评估要基于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目前，全球期刊界都在反思影响因子给期刊评价带来的危害，试图重塑期刊评价的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加快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需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需要推进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的战略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毋庸置疑。在现有的期刊评价活动中，期刊的学术性被充分强调，但期刊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却很少被提及，未明确设立意识形态属性的评价指标，未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意识形态属性。比如，日前某刊发表了3篇以“回到康有为”为主题的座谈会纪要，打着儒家公羊学和天命论旗号的“告别革命”论，对中国共产党和近现代中国革命做了彻底的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像这类期刊，在期刊评价中就必须坚持一票否决，绝对不能让其进入核心期刊。而我国有的评价机构则单纯以影响因子做评价，把该刊仍然列入核心期刊。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科技领域存在着在外文期刊发论文的导向，导致目前我国优秀的科技论文首先投稿到海外，而中文科技期刊发展滞后。这种评价导向非常不利于国内学术的发展。总之，在新时代全球化的科技竞争中，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不断挖掘，探索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科学评价体系，正确引导科技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