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随着能源与人类发展深度绑定，能源安全内涵外延不断拓展，从最初发达国家关注石油供应和价格，扩展到综合考虑能源运输、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对世界油气电供应安全的影响，并且将能源消费中的环境要素纳入评价框架，近年来网络安全、气候风险等也成为能源安全的考虑范畴。
2012年以来，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形成了煤、油、气、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能源自给率总体维持在八成以上，2022年甚至高达86%。但从“能源安全不可能三角”的视角来看，首先在能源价格的可承受性上，相对于欧美发达经济体，我国仍以制造业为主、产业品牌附加值不够高，我国经济对能源成本的变动更为敏感；其次，在能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上，我国油气高度依赖进口，近年来，石油对外依存度在70%、天然气在40%以上；在能源发展的可持续性上，我国仍是产业结构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底色重(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大、总体能源利用效率偏低)、排放总量大(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减排斜率大(碳达峰到碳 中和仅有30年时间)的大型经济体。
首先是金融视角下的能源价格可承受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美元占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以美元结算的石油贸易极大地推动了美元输出，维系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即使是欧洲英国金融市场主导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也同样以美元计价。自1983年WTI原油期货上市交易以来，石油的定价权从产油国基于供需关系的官价逐步转变到欧美主导的具有金融属性的期货市场定价。欧美通过定价机制掌控了国际原油市场的话语权，并通过其他商品对原油价格的锚定作用，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而广泛影响全球经济金融活动。同时，以价差为目的的非商业交易者已经占据能源衍生品交易的主导地位，交易量远超现货交易量，具有定价权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大。
第二是金融视角下的能源资源可获得性。能源资源贸易运输以长距离国际海洋运输为主。一方面，国际结算是链接能源供需两端最重要的纽带。没有国际结算，能源贸易就无法进行。SWIFT是最重要的标准化报文传输机构，依托SWIFT的报文，各国间的结算才能高效进行。美元是国际能源贸易中最为广泛使用的结算货币，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或机构对SWIFT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海运再保险是全球原油海运贸易的必要环节。其中门槛最高、最核心的是保赔保险，其90%以上的市场由国际船东互保协会(P&I)控制。该协会由13家保赔协会组成，成员全部来自美西方国家。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设定俄罗斯原油出口限价主要通过禁止向俄油航运提供金融、保险和再保险服务实现。
第三是金融视角下的能源发展可持续性。二战之后，全球逐渐形成围绕化石能源的能源治理体系，其内容包括原则、规则、规范、机制等在内的制度性约束。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能源金融治理成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代表性特征，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依赖能源金融治理的良好运转。能源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一个综合能源、经济、环境等以及政治和科学的战略性问题。即使通过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来替代传统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但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所需的关键矿产资源的分布集中度和垄断性比油气有可能会更高，各国已经在当前的能源转型阶段积极探索构建全新的国际话语体系，用新的金融治理体系指导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到能源转型，碳金融或碳交易体系也是运用金融手段推动降碳的重要手段；还有传统投资方式和政府补贴难以实现如此巨量的投资，需要结构性金融工具直达痛点，精准投资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降碳、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