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据行政立法呈现出活性化趋势，但数据犯罪的刑法规范却十分沉寂。这在形式上导致刑法难以有效地与前置法衔接，实质上造成数据犯罪的裁决较为混乱。面对数据安全刑法保护不足的困境，理论界以法益论为中心，先后形成了“前实证主义数据安全法益”“实证主义数据安全法益”“数据风险法益”等诸多立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立法建议。然而，这些观点或忽略了数据与信息的区别，或导致数据犯罪的立法定位不清，或过分前置刑法介入数字市场的界限。对数据安全的刑法保护，应当在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指导下，以《数据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为原点，以社会政策的现实要求为方向，以保障基本权利为核心，进而凝练出“数据状态安全法益”的论点。刑法保护数据安全是为了保障数据处于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然，只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破坏行为才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在此基础上，我国未来的刑法完善应在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增设破坏数据安全罪。

一、我国数据安全刑法保护的时代变革及现实问题
（一）互联网迭代演进下的数据安全刑法保护
1. Web1.0/2.0时代数据安全的刑法保护
2. Web3.0时代的数据安全的刑法保护
（二）我国数据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与原因
1. 混乱的数据犯罪界定导致难以把握数据安全核心
2.罪名解释上的过度扩张招致刑罚的机能出现失衡
3. 数据安全刑法保护不足的原因分析
二、数据安全刑法保护完善的既有观点及其评析
（一）前实证主义数据安全法益论的立场及其评析
（二）实证主义数据安全法益论的主张及其评析
（三）数据风险刑法规制的进路及其评析
三、数据状态安全法益的证成及其现实功能
（一）社会政策维度的现实性考察
（二）宪法教义维度的正当性考察
（三）数据状态安全法益的现实功能
四、数据状态安全法益指导下我国数据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
（一）行为构造确定的基础：数据状态安全法益属于集体法益
（二）行为构造确立的标准：抽象危险犯行为模式之提倡
（三）行为构造的具体展开
五、未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