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宏观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和跨境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兼顾。能源领域也有“不可能三角”理论,指的是能源的清洁、稳定和廉价三者不可能同时兼顾。众所周知,相比较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优势是经济性和稳定性,但劣势是会排放碳和污染物。在化石能源内部,也存在着清洁性和经济性之间权衡或替代的规律,如煤炭因碳含量和杂质最高而价格最为低廉,天然气因清洁性而价格较贵。当前,各国政府纷纷提出在21世纪中叶左右实现碳中和的政策目标,承诺逐步减少煤炭消费,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这意味着国际社会选择了“较为清洁、波动性较大和价格较贵”的能源组合。既然选择清洁的能源,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未来能源供应将是不稳定且价格较昂贵。

       低碳转型与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要求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以及能源消费方式作出深刻调整,很可能会出现波折和反复,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近来,国内外的能源危机和电力供应短缺现象频发雄辩地证明,碳中和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荆棘和曲折。欧洲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先锋,其激进推动能源系统去煤和去核的的后果是发电部门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风电。在疫情防控措施放松、经济强劲反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前期投资下滑、可再生能源因不利天气出力不足和天然气库存偏低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洲天然气供应出现明显短缺,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电价急剧上升,居民和企业的用电负担显著增加。中国对煤炭产能的限制曾致使煤炭库存短缺和电力供应紧张,并出现拉闸限电现象。巴西干旱天气导致水电出力不足和电力供应短缺。作为一个经济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效率偏低和油气消费对外依存度偏高的大型经济体,中国要理性、务实地选择碳达峰碳中和路径,高排放高耗能行业、煤炭和煤电的产能退出步伐应稳妥渐进,尽量减少能源成本上升和能源供应波动的负面影响。相对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对能源成本的变动更为敏感,因为发达国家企业基本实现了高度服务化和科技化,品牌附加值较高,能较好地经受能源成本上升的冲击,而中国企业的利润普遍较薄。作为基础性原材料和燃料,能源成本上升会推动物价螺旋上涨。能源成本的上升会导致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并传递到全球经济的所有领域,这可能意味着以煤炭为主体能源所带来的廉价工业制成品时代的终结。随着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高,能源供应的波动性也会上升。在这一情形下,中国需要充分发挥煤炭这一主体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因为在油气领域,中国有着巨大的刚性需求并高度依赖海外供应,基本没有话语权。但是在煤炭领域,中国是最主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有较强的话语权,最近的国内煤价在政府调控下大幅下跌便是一个明显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地缘政治属性和大国利益博弈不容低估。油气资源禀赋的地理分布较集中导致其成为地缘政治所关注的核心领域。一般来说,太阳能和风能在地球上分布较均匀,其地缘政治属性远弱于化石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和使用需要借助设备才能进行,如光伏电站、风电机和电动车等,而这需要大量的金属矿石,而金属矿石的分布集中度和垄断性比油气更高,很多金属矿石仅分布在两三个国家。而且,金属矿石资源开发面临着投资期长、品位下降、水供应短缺、气候制约加剧等挑战,导致金属供应难以满足需求增长。这势必将加剧关键金属矿产的资源民族主义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显然,关键性金属矿产供应限制阻碍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扩张步伐。

       需要提醒的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步伐的加快,非但不会导致化石能源价格下降,反而会刺激其价格上涨。碳中和运动的推进,削弱了投资者进入化石能源行业投资的积极性,特别煤炭行业面临着较大的投资和融资阻力。由于缺乏上游投资,化石能源的产能和供应不足,而可再生能源供应经常会因为天气因素出现波动,一旦供应出现缺口,在能源商品供需弹性低的规律作用下,化石能源价格将会出现大幅上涨。所以,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化石能源很可能处在比较高的水平。